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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明星音乐家-第14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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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德罗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每天都是！”
但这决不是指消极地等待天赐的灵感，而是积极去从生活里，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从自己不断的努力工作（也就是作曲）中得来。
比起灵感来自哪里，作曲的时候用不用钢琴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德罗现在更关心的问题是，“秦放歌创作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是用什么开始创作；又是从哪里开始创作？”
尽管他最清楚，每个作曲家都是从乐思开始创作，要知道，这乐思不是思维的、文字的或超音乐的。似乎在突然间就来了一个主题或者说乐思，作曲家就从这个主题开始，而这主题是天赐的。
很多时候，作曲家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控制不了它。主题的到来犹如无意识的书。因此作曲家们经常带着小本子，一旦主题到来就记下来，他收集乐思。对这种作曲的要素谁也无能为力。乐思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来临。它可能是一支旋律只是一支可以哼给自己听的旋律。也可能是以带伴奏的旋律形式出现在作曲家的脑海中。有时他甚至听不到旋律，只是设想一种伴奏音型，然后也许能在这个音型上加上一支旋律。另一种情况是主题可能以纯节奏音型的形式出现。他听到某种特殊的击鼓声，这就足以使他动手了。在击鼓声中，他很快就会听到伴奏和旋律，然而最初想到的只是节奏。
更有天赋的作曲家们，甚至能以对位的手法把同时听到的两、三支旋律编织在一起，但产生这种主题的灵感比较罕见。
所有这些都是乐思在作曲家们脑海中出现的不同方式。作曲家有了乐思，并在小本子里记下了若干乐思，然后对它们进行检查，检查的方式与聆听者看到这些乐思时可能对它们进行检查的方式相同。他想知道乐思都有些什么。可以从纯形式美的角度去检查音乐线条。再看看这支线条的起伏方式，好像这是画的一条线而不是音乐线条似的。
他甚至企图对它进行修改，就像在作画时进行修改一样，以便使旋律轮廓的起伏得到改进。不过他还想知道这主题的情感意义。如果所有的音乐都具有表情价值的话，作曲家就必须意识到他的主题的表情价值。他可能无法用许多话把它说清楚，但作曲家们肯定能感觉到的！他凭直觉了解自己的主题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是崇高的还是邪恶的。有时甚至连他自己也捣不清它的确切性质。不过他迟早会凭直觉判断他的主题的情感性质，因为这正是他要加工的东西。
但主题毕竟只是连续的音符，通过力度变化，即响亮和大胆的演奏或柔和和胆怯的演奏，就可以改变同一串连续的音符所表现的情感。通过改变和声可以给主题加上新的强烈的情绪；在节奏处理方面变换手法，则可以把同样的音符变成战斗性的舞曲而不是催眠曲。每个作曲家在自己头脑里都有一套变换自己的一连串音符的手法。首先他力图搞清它的本质，此后力图搞清应该如何处理它如何在瞬息间改变其性质。
作曲家在对自己的主题素材进行一番思索之后，就必须决定采用哪种音响媒介最合适。它是适用于交响乐的主题呢，还是由于性质上更亲切因而更适于弦乐重奏呢？它是是适合于歌曲的抒情主题呢，还是由于它的戏剧性特性更适于歌剧呢？有时作曲家在弄清楚最恰当的音响媒介之前，创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亚历山德罗很想知道，秦放歌在创作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情况？还有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第一交响曲，又是在怎样的场景下创作出来的？是一开始确定了诸如《丝绸之路》，《春》这样的主题还怎样。丝绸之路其实还好，他的这首《春》，有着浓郁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又是如何做到把这么多优美动人的旋律完美的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他就是那种自然地富有灵感的作曲家，也就是所谓的天才！当然，每个作曲家都是天才，也都富有灵感，要不然也成不了作曲家，只是秦放歌超越其他作曲家有点多。
第1625章 仁者见仁（）
亚历山德罗认为秦放歌就是这样极具天赋的作曲家，也是特别能激发公众想象力的作曲家换句话说，就是和这个世界的天才作曲家弗雷德，相对另外一个时空就是莫扎特和舒伯特这样类型的。
像他们这样的作曲家，音乐简直就象泉水似地从他内心涌现出来，他甚至来不及把它记下来。这种类型的作曲家可以从他多产的作品中辨认。舒柏特在某些月份每天写一首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创作与其说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不如说是从一首完整的作品开始的。他们都擅长于写比较短小的作品。即兴创作一首歌曲要比即兴创作一首交响曲容易得多。要持续在长时间内自然地获得灵感是很不容易的。就连舒伯特也是在处理短小的乐曲形式方面更为成功。自然地富有灵感的作曲家只是一种类型的作曲家，他们一般有自己的局限性。
偏生秦放歌是个例外，他比这类型的作曲家做得还要出色，这点，完全可以从他现在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数量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但他又不像结构类型的作曲家，他们确实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毫无疑问，约翰克利斯朵夫（另外时空的贝多芬也是这类型），现在都还保留有当时他们记录主题的笔记本。从这些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对自己的主题进行加工，不把它们加工到尽善尽美他决不罢休。贝多芬也根本不是舒伯特那种自然地富有灵敏的作曲家，而是那种从一个主题开始，使它萌芽，然后在这基础上日以继夜地、不辞辛苦地把它创作成一首音乐作品的作曲家。
还有一种类型的创作家可以称为传统主义者，像是帕列斯特里那和巴赫之类的作曲象就属于这一范畴。他们是出生于音乐史中正当某种音乐体裁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的特定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时期的问题在于用大家所熟悉的和公认的体裁作曲，并超越前人。贝多芬和舒伯特则从不同的前提开始。他们俩认真地要求独创性！舒伯特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歌曲的形式；而有了贝多芬之后音乐的面貌全部改观了。巴赫和帕列斯特里那只是对原有的东西作了改进。传统主义作曲家与其说是以一个主题开始的，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型式开始的。帕列斯特里那的创作与其说是主题的构思，不如说是对某种固定的型式加以个人处理。即使是在《平均律钢琴曲集》中构思四十八个最富于变化和灵感的主题的巴赫，也是事先就掌握了这种总的形式的模型。
秦放歌这货在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当成自己作品拿出来后，在上半场的交响音乐会上，就是由吴泓芹所演奏的“前奏曲和赋格”。
这无疑也让亚历山德罗这个专业作曲家越发的迷茫，都知道秦放歌创作速度快质量高风格也多变，他似乎也集齐了所有作曲家的优秀特征于一身，天赋高，还勤奋（要不然也没办法完成这么多的音乐作品）。
也有第四种类型的作曲家先锋派：像十六世纪的吉索尔多，十九世纪的穆索尔斯基和柏辽兹，二十世纪的德彪西。他们的创作方法与传统主义者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显然反对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音乐问题，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态度是实验性的他们寻求增添新的和声、新的洪亮度、新的形式原则。
秦放歌的作曲也有先锋派的特征，他那首极具印象派音乐特征的《月光》奏鸣曲，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自己是抄德彪西的，可亚历山德罗以及这个世界的其他作曲家并不知情啊，哪怕有所怀疑，在这个世界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些伟大作曲家出来。而且，他们要是有这水平，自己都出名了，轮得到秦放歌去抄袭？
亚历山德罗自己身为作曲家，也是最清楚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按照一般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作曲家们对他的乐思的表情性质的具有某种概念，他知道如何应用他的乐思，并且事先想到用那种体裁最适合。但是他还没有写出一首乐曲。乐思并不等于写首乐曲，它只能导致一首乐曲。
作曲家很清楚要完成一首作品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首先他力图找到一些看来可以与原来的乐思相配合的乐思。这些乐思可能与原来的乐思具有类似的特点，也可能与它形成对比。这些附加的乐思可能不像原来的乐思那么重要它们通常只起辅助作用。然而为了完成第一个乐思，这些乐思看来也是很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必须找到从一个乐思到达另一个乐思的方法，这通常是使用“过门素材”来完成的。作曲家要想对自己原有的素材进行加工还有其它两种重要的方法。其一是延长法。作曲家常发现需要延长某一特定主题，以便使它具有更鲜明的特点。还有就是很多作曲系学生们都写过的素材的发展，这是作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对创作一首大型乐曲来说都是必须的萌芽状态的乐思、次要乐思的加入、乐思的延长、联接乐思的过门素材、以及这些乐思的充分发展。
此后就轮到最难的任务了把所有的素材都“焊接”起来，使它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完成的作品中，一切都必须安排就绪。聆听者必须能够在听这首作品时找到来龙去脉。决不能使它有混淆主要主题与过门素材的机会。作品必须有开始段落、中间段落和结束段落；作曲家的任务是使聆听者始终能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以上哪个段落。
尤为重要的是，必须精心安排整首作品使人看不出“焊接”是从哪里开始的，看不出在什么地方作曲家的自然的创造力停止了而艰难的工作开始了。
当然，并不是说作曲家在把素材编织到一起时必须从零开始。相反，作为一种惯用的手段，每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作曲家都拥有某些正规的结构模型作为他的作品的基本结构。这些正规的模型都是通过无数作曲家几百年来共同努力寻找一种能保证他们的作品的连贯性的方法逐渐发展而成的。
可不论作曲家决定采取哪种形式，他总有一个迫切的要求：这种形式必须具有“长线”。对外行人来说，这个词的意思很难解释清楚。要恰当地理解“长线”在一首乐曲中的含义，就必须感觉它，从字面上说，这意味着一首好的乐曲都必须给我们一种流动感一种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的连续感。每一个低年级的音乐学生都知道这个原理，但如何运用这个原理却向最伟大的音乐家提出了挑战！
一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像一条人造的河流，从离岸的时候起我们就不可阻挡地沿着这条河流向遥远的，预见到的终点走去。音乐必须永远是流动的，因为这是它的本质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连续性和流动性“长线”的创造是决定每个作曲家的胜负的关键。
在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中，亚历山德罗这样的作曲家同行，对秦放歌的小提琴演奏技术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他更多的精力，还是在整首曲子的创作上。
他也不是现场观众中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在场的作曲家也不止他一个，在秦放歌演奏完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准备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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