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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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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逢振：生与死——分裂的主体
——评《9·11生死婚礼》
文/王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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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生死婚礼》里，所有情节都依赖于主人公爱情的展示。贝拉对自己爱情的构想，支配着小说的整个结构。它不断地推进情节，但又驾驭着情节，使情节戏剧化；而作品的其余部分，则是沿着情节的线路，通过精心虚构而组织的一系列闪回倒叙的形式。假定所谓的生…死…自杀在叙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小说在向我们讲述迷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主人公分裂的自我／主体，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这点。
按照小说的叙事，一开始是主人公在“9·11”灾难之后，从纽约返回她的故土上海，而“9·11”正是她与她最爱的未婚夫举行婚礼的日子。在飞机上，她遇到了同机去上海的美国人约翰，随后在她的梦幻世界里，她似醒似梦，徘徊于现实和幻觉之间，错误地把约翰当成了她的未婚夫格兰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暗示：小说描写跨文化现象，描写主人公分裂的自我。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点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贝拉或王纯洁（主人公的名字）在上海长大，并在那里完成了大学教育，因此必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另一方面，她逃婚到日本之后，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很长时间，融入到一个现代甚或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她与将军独生子阿根的婚姻，她在阿根家的生活，表明她遵循了中国的传统；但她与海天以及后来与格兰姆的爱情，又说明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社会文化（从经济上说，我们也可以把日本视为西方社会）。因此，在主人公身上，存在着一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正是这种文化冲突，使小说在描写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主人公的回忆、幻觉以及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全都遵循着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她的主体身份通过变化而决定：她经历了不同的恋人，她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贝拉开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我们看着她恋爱、结婚，然后受到婆婆的歧视，生活变得不幸，最后离家出走，逃到日本，在日本遇到海天和格兰姆，亲历了两种不同的爱情，目睹了两种不同的死亡：海天因爱情不能实现而死，格兰姆死于2000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然而，在读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发现小说的主体结构是一种空间的构成，其中有许多断裂的空间。虽然主体是“现在”，但“现时存在”却包括一系列先前观点的综合，因此每一种触及意识的变化，都承载着它与先前事物的关系。这意味着主体身份并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永远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未来包含着不断地重新定位和建构，它们开始是新的，但很快便成为熟悉的东西，补充到单一主体的整体之中。现在变成过去，或消失到一度是未来的新的现在之中——这种不断的变化表明，小说的时间安排依赖于主体同一性的破坏。但正是这种破坏，为读者的想象形成了断裂的空间，从而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贝拉到日本的目的是逃避不幸的婚姻，这种分离（离开祖国）一开始就影响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达东京之后，她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当地人的某些品格。她的旅行不仅是一种跨文化的旅行，尤其她成为记者以后，已经使她从分离状态转变成一种介入，一种最终使她面对爱情和死亡的介入。在《9·11生死婚礼》里，不论从空间还是从表意方面考虑，贝拉置换了的主体性都具有一种流亡和移民的双重作用。按照心理分析，贝拉的主体身份表明，对说话立场的假定，需要一种物质的基础，事实上也就是空间里的肉体的存在。同时，使贝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那种原动力量，概括地说明了她与男人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她心理构成原则的一种立场的定性。实际上，正是这种立场的定性，使她先后与四个男人发生了爱情：阿根，海天，格兰姆，约翰。
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觉得四个男人都疯狂地爱着贝拉——一见钟情，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仿佛贝拉凭着她的美丽和气质可以立刻征服他们：“我常常问自己，你怎么了，为什么男人一沾上你就不再潇洒，都是要死要活地那般绝决。”（96页）显然作者想到过女权主义：似乎所有的男人在她面前都得低头。但在她的细节描写里，人们又会看到她仍然处于男权的语境之中。例如，四个男人都长得漂亮或富于魅力，经济富裕，具有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阿根是将军的儿子，代表在中国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海天不仅家庭富有，而且大学毕业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格兰姆是曼哈顿商业圈里的佼佼者；而约翰则是IBM公司的副总裁。那么他们爱贝拉和贝拉爱他们的基础是什么？这里在贝拉身上似乎体现出一种矛盾。她的同学非常爱她，帮助她到了日本，她为什么不爱她的同学？按照中国的传统看法，他们是相当般配的一对儿，但她拒绝了他，离开了他。难道这只是一个插曲，说明她如何能去日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她无意识地屈从于资本和权力，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形成男权社会的基础。
对男权制更明显的揭示是贝拉最好的朋友盛燕子的故事。他爱上一个老医生，并从与他的做爱中获得巨大的快感，但当她发现他与另一个女人有染时，便转向一个名叫亚瑟的法语教师，并很快地与亚瑟结了婚。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之后，亚瑟遇到了一个日本姑娘，于是抛弃了燕子，又与日本姑娘结了婚。此后燕子与一位华侨画家同居，然后又与一个法国刚果人——黑人人类学家结婚。由于她同时与多个男人有性关系，最后患了艾滋病，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燕子的故事与贝拉的故事平行相似（她也有四个男人），只是结局不同而已。但它们无疑都再现了妇女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
总起来说，《9·11生死婚礼》是一部生动迷人的爱情小说，再现了一个分裂的主体，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隐含着社会权力结构问题，并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王宁：饱含人间真情的悲伤
………读《生死婚礼》
文/王宁
十年前，我在研究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时曾指出，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是一个后现代时代，这是一个缺乏文学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为市场而写作的美学原则取代了为艺术而写作的原则。很少有作家能静静地坐下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圣的文学创作事业。人性的关爱甚至在国内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嘲笑，批评家们不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当代作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文学新作层出不穷，但其作家却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我想我们有必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出现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时代？
也许正如我的一位欧洲朋友杜威·佛克马大约二十年前所正确地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它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在为生计而写作。而在现已进入后现代阶段的西方社会，作家们则不必关注文学的功利性，因为精英文学早已受到通俗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严峻挑战，文学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萎缩。如果对时代的这种描述算得上准确的话，那么我倒认为这更适合于作家创造出不朽的文学精品，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无须为日常生计所担忧，这样便可全身心地在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致力于文学创作，并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生产出富有高尚情操和美感的精神食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的不少作家恰恰缺乏这样的审美追求：他们宁愿为市场而写作，甚至瞄准影视导演的喜好。尽管《生死婚礼》的作者事先从未想到过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却轻而易举地同时在商业上和影视界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作为读者，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小说的畅销也使得根据其故事改编的电影很快将在西方上映。我应该说正是小说作者贝拉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个奇迹，而本书英文版的即将出版将更为有力地证明她巨大的创作潜力。
近年来，我一直怀疑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当我于2001年底读到贝拉的第一本书《远岸的女色》时不禁感到异常惊诧和振奋，我很快就为她那独特的漂泊经历和对文学语言的娴熟运用而折服，书中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和对美的纯真的追求。这确实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写作。我当即便确信，尽管她此时并不为国内读者大众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必定是一位有着超凡想象力和充分准备的优秀作家。正如贝拉在完成这部处女作时所直言不讳地承认的，“我不是什么作家，写作于我是一种释放，一种圆梦。”确实，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曾宣称的，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有些作家擅长于描绘各种噩梦，让一些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出现在梦魇之中；另一些作家则沉湎于不可实现的梦幻之中。但是贝拉却极为擅长编织各种美妙的梦幻，在这样的梦境，俊男靓女们陶醉在梦幻一般的爱情生活中，追求着那人间难以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没有了梦，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多么苍白！那么生活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贝拉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表明，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为数极少的白日梦者，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因为她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寄托她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纯洁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测很快便为《生死婚礼》不仅在国内以及海外华文圈内大获成功而且在欧美图书市场迅速走红所证实。
我至尽仍清楚地记得，当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悲剧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场灾难。贝拉这位出生在上海、此时已定居加拿大的中国流散作家也为自己的一位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的丧身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事件本身，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那柔弱的声音充其量只能引起一些同伴的注意，但毕竟她那包含人性的深切关怀更体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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