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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氏外戚重新崛起后，咸阳矛盾更为复杂，本土老秦人包括宗室在内的利益集团与楚人、关东人等非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连续爆发，但归根溯源，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问题。大秦基本国策秉承商君的“法治”，“法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大秦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在权力和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因为“法治”的目的是“强国”，那么“国”就应该占有最多的权力和财富，如此一来，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宗室和豪门贵族理所当然成为“打击”和“削弱”的对象。
　　　　这就是大秦强大之后，各方势力矛盾激烈，血腥厮杀，继而导致政局连续动荡的重要原因。
　　　　“国”强大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其原有的分配比例对“国”就不利了，于是就要修改，就要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嘴里“抢食”。谁愿意把到嘴的食物再吐出来？没办法，只有杀。
　　　　昭襄王主政后期就是如此，血腥残杀，触目惊心。昭襄王一死，熊氏外戚再度崛起，当然不满意昭襄王所拟定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方案，于是再杀，政局极度动荡。现在华阳太后死了，秦王政总算熬出头了，他当然也不满意现有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他要集权，要总揆大权于一身，于是杀戮再起。
　　　　中央集权所对应的地方制度是郡县制。当前中土除了秦国和赵国实施郡县制以外，其他诸侯国都是采取郡县和分封并存制，君权相对来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君权受限下的郡县、分封并存制，其本质核心就是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
　　　　现在秦王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随着大秦在统一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疆土的不断扩大，权力和财富的不断拓展，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如何再分配。
　　　　昭襄王时期的“两败俱伤”最终伤害了王国，大家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王政当然不敢重蹈覆辙，但大秦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得益于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的合理再分配，所以按照这样一条“正确”的路走下去，随着韩非集法家学术之大成的“法治”理论的出现，秦王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和认定“中央集权”才是唯一可以推动大秦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东诸侯国一个个倒在大秦的攻击之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关东诸侯国所采取的国策是错误的，是无法推动王国持续发展的，由此更加坚定了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中央集权”的推崇。
　　　　武烈侯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早在他第一次与秦王政讨论治国之术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在统一之初就实施中央集权的诸多弊端，考虑到现实情况，他主张统一之初还是要采取以与民休养为最终目的无为而治，等到王国强大了，中土稳定了，才开始渐进式改革以集权于中央。说白了就是一个以“德”治国，以“德”征服关东六国的人心，另一个则是以“法”治国，以强权驭民，以武力征服关东六国的民众。
　　　　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不能接受武烈侯的主张，所以一脚把他踢出咸阳，不允许他干涉国政。
　　　　武烈侯却自有干涉国政的办法。最早把公子扶苏请到中原坐镇，大家都以为是武烈侯是为了“王统”。现在武烈侯又逼迫咸阳把公子高放到江南，让公子高代替他继续实施西南策略，这时候如果咸阳还不能从中看出武烈侯这一系列谋划背后所隐藏的用意，那真的是睁眼瞎了。
　　　　武烈侯不能“从上而下”改变国策，他就选择另一条路，“由下而上”去改变国策。王子出镇，割据一方，当分封制成为事实的时候，当中央集权受到空前阻力的时候，国策不改也得改，否则就是逼着地方造反了。
　　　　这才是武烈侯谋划的开始，咸阳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扼杀，然而，现在形势对咸阳十分不利，秦王政不想第三次失败于河北战场，他更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吞并赵国的机会，所以他权衡再三，只有暂时与武烈侯妥协，等到赵国灭亡，统一大局确立之后，他再和武烈侯正面对决。
　　　　以秦王政的强势个性，他当然不愿意妥协，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太大了。分封诸侯的利益之大可想而知，只要是人，最大的梦想都是做个称霸一方的王侯。这种诱惑没有人可以抵御，过去不行，现在还是不行。
　　　　过去商鞅建二十等军功爵，断绝了宗室和豪门贵族的分封之路，但他自己却因为功勋爵拜封君，这就是典型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结果，最终他被愤怒的贵族们撕成了碎片。同样的时期事情在各诸侯国的变法之中都曾发生，所以各诸侯国虽然都曾因变法而强大，但好景不长，变法纷纷失败，能够坚持下来的也就是秦国。由此可见，分封制的巨大诱惑足以导致整个贵族集团的倒戈。
　　　　今日咸阳朝堂上的贵族们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武烈侯顺利实现了重开“分封”的第一步。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距离最终改变国策还是遥不可及，但就是这小小的“一步”，让秦王政深切感受到了他的权威严重不足，他的权威受到了贵族们的挑战，所以，他迫切需要赢得河北大战的胜利，迫切需要拿下吞灭赵国的功勋，唯有耀眼夺目的功勋，才能让他的权威无限制增长，因此，他只能选择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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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罗现在面对武烈侯的时候非常紧张，原因他知道，武烈侯的权势越来越庞大，尤其武烈侯的才智，更是让人感到恐惧。
　　　　武烈侯就像对弈者中的强者，总是能看到对方的棋路，总是能提前拿出对策，然后牢牢控制局势。这一次武烈侯为什么能胜出，他至今找不到原因，他不知道武烈侯利用什么办法又在何时成功争取到了隗氏和冯氏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秦王政黯然败北。
　　　　“咸阳还有一种争论，不少人认为公子高出镇江南将会带来国策的改变。”甘罗深深吸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说道，“最近，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很多地方都说咸阳可能要重开分封。”
　　　　宝鼎慢慢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容，“你的看法呢？”
　　　　甘罗迟疑了半晌，小声说道，“难，很难，太难了。”
　　　　宝鼎微笑点头，“咸阳宫总要拿出对策平息这种无稽之谈。”
　　　　甘罗若有所思地望着宝鼎，良久叹道，“一切都决定于河北战场的胜负。”
　　　　“河北战场并无悬念。”宝鼎不以为意地摇摇手，“现在要考虑的是，战事结束后，用什么办法才能拯救无辜苍生，把这场大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
　　　　甘罗略感吃惊，不知道武烈侯哪来的自信？河北大战打到这种地步，撤退已经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武烈侯还有力挽狂澜之策？
　　　　这时，一直坐在甘罗身边沉默不语的赵高忽然说话了，“武烈侯，你打算先见谁？昌平君还是武安侯？”
　　　　“你说呢？”宝鼎问道。
　　　　“还是先见昌平君吧。”赵高不假思索地说道，“东南稳定是西南策略顺势实施的前提，东南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宝鼎想了一下，叹道，“就怕有人惦记着他，非要置他于死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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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4章　此分封非彼分封
　　　　第304章此分封非彼分封
　　　　武烈侯直接回到白水河畔的蓼园。
　　　　宝鼎带着赵仪和黄依拜见了母亲白氏，又送了妹妹溥溥一堆礼物，一家人总算聚在一起吃上了团圆饭，不过宝鼎马上就要赶赴中原，而中原现在是个烂摊子，白氏为此忧心忡忡，愁云不展。
　　　　宝鼎安慰了母亲几句，决定留下赵仪侍奉母亲，自己则带着黄依去中原。白氏当即否决。中原局势混乱，危机四伏，她不愿意看到黄依身处险境，坚决要留下黄依。宝鼎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思，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昌平君、昌文君联袂赶到蓼园。
　　　　熊氏没落已成定局，秦王政和武烈侯联手出击，不但罢黜了昌平君丞相一职，还在东南对熊氏展开了南北夹击。南郡的南面就是江南，江南有公子高和武安侯公子腾；南郡的北面则是南阳，南阳是武烈侯的封地。公子高年幼可以不予考虑，但武安侯公子腾和武烈侯公子宝鼎都是宗室重臣，咸阳宫以两位宗室重臣夹击熊氏，其打击熊氏的决心可见一斑。
　　　　熊启和熊炽对宝鼎在关键时刻的“落井下石”极度不满，不过事已至此，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当前摆脱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与武烈侯的联盟，耐心蛰伏，伺机东山再起。
　　　　两人见到宝鼎后，质询的第一件事就是王子公子高出镇江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是争夺王统的控制权，还是为分封做准备？
　　　　“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公子扶苏是储君的唯一人选，现在是，将来也是。”宝鼎笑着回答道，“公子高出镇江南，导致分封之议卷土重来，喧嚣尘上，这对咸阳宫的威胁可想而知。然而自诸侯国变法以来，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早已成为诸侯国的共识，分封诸侯更是被封君制所代替。我们今日所说的分封，和过去的分封诸侯已经有本质上的区别。”
　　　　今日封君只拥有封地上的经济特权，诸如法令、军政等等无不遵从中央，甚至就连家里的“大总管”，也就是封君府的“相”，都要由中央直接委派，在这种制度下，封君对中央的威胁大大减少。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种体现，也是王国权力和财富的一种有利于中央的分配方式。
　　　　宝鼎这句话等于告诉熊氏，他既没有争夺王统控制权的意思，也没有分封诸侯的想法。
　　　　熊启和熊炽当然不相信宝鼎这句轻描淡写的话，不过从这句话里可以揣测到，秦王政最终选择妥协，可能与宝鼎对分封的理解和认识有直接关系。两人都知道宝鼎和秦王政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书信往来。宝鼎在上奏之前，肯定对秦王政详细阐述过封君制的利弊，所以秦王政才会在分封之议席卷而来的情况下，依旧采纳了宝鼎的奏议，派遣公子高远镇江南。
　　　　熊启思索良久，抚须说道，“武烈侯的意思是，在不改变大秦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分封宗室和功臣？”
　　　　“这其实就是走楚国和齐国的路子。”熊炽接着熊启的话说道，“统一前后，大量封君封侯，君侯多了，王国的财富必然会转入君侯的私库，造成私家财富重于王室，而这种结果必然导致中央权力的削弱，君王之权将受到严重掣肘。”
　　　　昭襄王在其主政后期，实施“固干削枝”之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权贵，其直接缘由就是“私家富重于王室”。财富分配的失衡导致权力分配失衡，中央权力因此削弱，而君主受制于权臣，这让昭襄王忍无可忍，宁愿国力下降也要把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收回来，重新分配王国的权力和财富。
　　　　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在崛起之后也想重新分配王国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不惜代价打击对手，试图独揽权柄，但这一图谋随着秦王政亲政和华阳太后的薨亡而彻底失败。
　　　　大秦现在的国策基本上源自昭襄王后期的主政思路，但秦王政推崇高度的中央集权，现有国策无法满足他对权力的攫取**，所以他锐意改革，决心摧毁熊氏这个阻碍他攫取最大权力的障碍，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武烈侯公子宝鼎跳了出来。
　　　　武烈侯这个封君就像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