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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圣母皇太后突然转了性，而是这一次要谈正事、大事，没有时间听曲看戏。

　　　　到了日子，关卓凡早早地过来“接驾”，才知道母后皇太后凤体微恙，今儿是去不了毅勇忠诚固山贝子府了。

　　　　原来昨天晚上慈安吃坏了东西，闹肚子，人有点虚，太医看了，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得好好休息，只好在宫里呆着了。

　　　　于是关卓凡只接到了圣母皇太后这位客人。

　　　　到了关府，阖府老少，行礼如仪，不必细表。

　　　　关卓凡引着慈禧往内院走，“请圣母皇太后四围逛逛”。

　　　　安德海、玉儿两个跟着，白氏、明氏两个陪着。

　　　　伯彦讷谟诂留在正厅，说要“主持外院的关防”。蒙古汉子表面上粗豪，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人家有要紧的话说，自己不好跟过去碍眼。

　　　　进了内院，关卓凡又请太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歇歇”。这一次，安德海、玉儿、白氏、明氏四个也不跟着了。

　　　　进了西厢房，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地龙”生了火，再加上两个熏笼，屋内温暖如春。

　　　　掩上房门，放下厚厚的棉门帘，慈禧好奇地打量着“他”的房间，刚想说点什么，关卓凡就从后面把她抱住了。

　　　　慈禧一下子浑身变得没有一丝力气。

　　　　关卓凡把她扳过身来，做下嘴儿去。

　　　　慈禧只觉得体内生潮，浪涛汹涌，不知不觉间，两条胳膊已经揽住了关卓凡的脖子。

　　　　关卓凡抬起头来，低声说道：“地龙的火生的太热了，臣替太后宽衣。”

　　　　然后就来解慈禧的衣带。

　　　　这一次，关卓凡的动作比方家园那次顺畅多了，因为这个问题他已经研究了很久，并且在白氏身上做过多次的“试验”了。

　　　　慈禧的“旗头”也被解了下来，一头光可鉴人的浓密青丝披散下来。

　　　　很快，圣母皇太后寸缕不着了。

　　　　关卓凡抱起慈禧，放到大床上，扯过大被盖上。然后迅速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钻进了被子里。

　　　　“臣谢太后的恩典。”

　　　　……

　　　　云收雨住之后，慈禧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在关卓凡的怀里，微微地喘息着，一动不动。

　　　　喘息声终于均匀了，慈禧的手指在关卓凡的胸膛上慢慢地滑动着。

　　　　她轻轻笑了一声，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唉，真是前世的冤家。”

　　　　*（未完待续。）

第三十一章　天象示异（）　
圣母皇太后在关贝子的房中呆了许久许久，不知道到底说了多少军国大事？

　　　　房门终于开了，关卓凡出来，传太后的口谕，叫了玉儿进去，自个在门口候着。

　　　　又过了许久，房门再次打开，玉儿搀着，圣母皇太后仪容端庄，一步一摇地走了出来。

　　　　关卓凡乃恭请圣母皇太后移驾正厅，然后传膳。

　　　　进完了膳，放赏。

　　　　贝子府的“回赏”很重，太监一千两，宫女一千两。

　　　　銮驾回宫，贝子府阖府跪送。

　　　　到这儿，关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办完了，圣母皇太后的仪从出了柳条胡同口后，他回到府内。

　　　　院子里一株腊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后说的一番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个姓吕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关卓凡万料不到她会问这个，脑子里面飞快地打了几个转，居然是这么回答的：“比不得太后国色。”

　　　　慈禧扑哧一声笑了：“你滑头！”

　　　　叹了一口气，柔声说道：“这个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还什么都没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说下去：“这个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陈玉成、胜保、德兴阿，哪一个有好下场？”

　　　　圣母皇太后的声音愈发温柔：“我不是吃干醋。你要女人，多少没有？可不要误了自个儿。这个吕氏，离她远点，给她一个衣食无忧就是了。”

　　　　雪花飘了下来，暗香浮动，红蕊斜枝，那个明艳不可方物的形象袅袅地出现在眼前，关卓凡浑身一阵燥热。

　　　　胜保死后被抄了家，关卓凡求情，朝廷“发还家产”，关卓凡对“胜四婶”的义务算是尽了。

　　　　还有一位“婶子”，该拿她怎么办呢？

　　　　不知道，忍一忍，从上海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关卓凡便动身赴沪，用的名义是“奉旨观风巡阅”，还是钦差大臣一枚。

　　　　计划是先到天津，对轩军驻地情况做一番考察，然后在大沽口上船，浮海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没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泪相送，关卓凡心中老大过意不去，岔开话题，嘱咐她们可以开始筹备图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选定日子，自己从上海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关一过，就给他们两个成亲。

　　　　关卓凡离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折子，题目叫做“劾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

　　　　蔡寿祺的劾折和关卓凡的离京前后脚，关连痕迹明显。但关卓凡以为，现在还“避嫌”，纯属脱裤子放屁。现在必须效率第一；而且，摆明军马，有立威和逼人站队的作用，以免接下来有过多的人首鼠两端，把这场仗打成个不胜不败、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寿祺的这份折子洋洋洒洒数千言，头是这么开的，“为时政偏私，天象示异，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饬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

　　　　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天象示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应”是核心之一。“天象示异”代表老天爷对地面上的政治不满意，以“异象”做出警告。下面为政的不改正，老天爷就要发飙了，最严重就是换人来干，“王朝轮替”。

　　　　日蚀、月蚀、地震这种高级别的“异象”不用说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风、大雾、冰雹、蝗灾、瘟疫、泥石流、沙尘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后世之“雾霾”也可以算进去。

　　　　总之，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可以归拢进“天象示异”。

　　　　还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们反季节开放，也算。

　　　　还有，河水变颜色、泉水从地下冒出，也算。

　　　　还有，哪儿生了个“双头人”，即后世所谓“连体婴儿”，也算。

　　　　这种神经兮兮的理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验。

　　　　比如王朝后期，财政枯竭，政治腐败，行政能力愈发低下，防灾、抗灾的能力就跟着降低，包括无力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国最主要的两种自然灾害——一个涝、一个旱，便愈发频繁。

　　　　王朝后期，动乱增加，战争进一步破坏了防灾、抗灾的能力，自然灾害随之大幅度增加，“大战之后有大灾”不是虚言。

　　　　现在的清朝正是已进入“后期模式”，甚至有开启“末世模式”的迹象。

　　　　其实，就算太平盛世，中国这么大，又有哪年没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这种所谓“天象示警”，什么时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寿祺建议以此为突破口，关卓凡以为很有道理。

　　　　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宰相“燮理阴阳”，所以，既然“天象示异”，那么就是“宰相之责”了。

　　　　当朝“宰相”是谁？可不是什么“大学士”。清朝后期的“大学士”，基本上就仅仅是个荣誉衔头了，有位置，没实权。

　　　　实际的“宰相”，是“军机处领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为所有的自然灾害、包括洛阳李某家里的那个“双头人”负责任啊。

　　　　那么，宰相出了什么问题叫老天爷这么不高兴呢？

　　　　这就是折子的题目里的那四件事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

　　　　这套逻辑，非常完美，关卓凡想，以后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当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动科学昌明吧。

　　　　蔡寿祺罗列了一大堆“天象示异”，看的慈禧和慈安心惊胆战——两位御姐可是信这个的。

　　　　赶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发那么大的火？

　　　　“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事”中的重点是“贪墨”。

　　　　劾人“贪墨”要有证据，不然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了。

　　　　有没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门包”制度。

　　　　其实哪个王公重臣的门房都是收“门包”的，但别人的“门包”是落在“门房”个人腰包里的；而恭王府的“门包”，王府要从中“分成”。

　　　　这个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来的。恭王府开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颇以为苦，于是桂良献计，派“账房”到“门房”坐着，客人给“门房”的“红包”，一律先收上来，然后再将其中部分返还“门房”，其余的，留在账房。

　　　　以前给五两的，现在就得给十两。因为如果还给五两，落到门房自个手中，就只有二两、三两，这个门，你还想进去吗？

　　　　给十两门房也不会有更好的脸色，因为落到他手里的还是五两。

　　　　大伙儿既知道恭王府有这么个规矩，给门房红包等于“孝敬”恭王，还能落下个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门包”的“行情”就愈涨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张一百两的票子。

　　　　这种情况下，返还给门房的，就不止五两了，会多一些，大概十两八两的样子。

　　　　于是，真正把“小额纳贿”变成了公开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见的客人是有数的，且都是高级官员。大多数低级的官员是由王府的长史接待的。很多时候根本无人接待，纯粹过来打个花呼哨，就为了给门房送个“红包”，在恭王府账房那儿留个名字。

　　　　到了后来，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该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的事，也先来恭王府“报到”，给了“门包”，再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个“制度”确实解决了恭王的开支问题，但却给不少清苦的中下级官员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未完待续。）

第三十二章　把柄（）　
规矩如此，这个“门包”不能不给；给吧，大家伙儿比着，还不能少给。不少官员到恭王府办事，办的是公事，自家衙门也没有报销“门包”的花费的预算，办公事掏自己的腰包，实在叫人想不大通。

　　　　因此，恭王府的“门包”，中下级官员中早已啧有烦言，只是恭王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

　　　　小数怕长计，蔡寿祺算了一笔账，每天到恭王府“投书、办事、问访”的，“少则数十，多则盈百”，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年下来，“一人贿银二十两计，合凡百万之数，实骇人耳目！”

　　　　这个数字确实吓了两宫皇太后一跳。

　　　　这些银子都是光天化日下收的；私下底收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呢？

　　　　蔡寿祺写道，“或云恭王府开支浩繁，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呢？如果都花在迎来送往、资助贫困的官员、赏赐传旨的太监等等上面，“尚有可宥之处”。实情如何呢？

　　　　蔡寿祺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恭王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