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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草根皇帝-第3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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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之举始于太宗孝文皇帝，本来是不定期选举，从孝武皇帝时代起则逐渐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孝武皇帝曾两次下诏，责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二人，而户口不满十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
第三百三十三章 教子一经（）
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此时的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前文提过，刘病已发明出了纸张，但尚未在社会上大规模普及纸张和雕刻技术）
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用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副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帝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刘病已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否将察举制度改成九品中正制呢？
历史进入到三国混战的时期，两汉察举制度败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能够对现实政治做出贡献的人。正是所谓的“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正如上述，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曹操创建的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却一直沿用下来，等到后来曹丕篡汉登基，接受陈群的建议，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当年，曹操创建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谁知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制，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于是九品中正制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无度“，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及”五胡闹中原“，和长达三百年的南北朝乱世，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刘病已决定不采用这种制度，但是以九级来制定官员的等级，比照现行制度似有可取之处。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杨坚执政中期才被罢废。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
第三百三十四章 永恒理想（）
在古代中国，对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寒门庶族而言，能够切实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能够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公开参与一个社会的“上层再生产”，其意义显然是非同小可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从贞观时代起，就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在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更是表现为随处可见的现实。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奠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一种制度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长久，足见它在诞生和确立之初，一定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超前性，才能被历朝历代的百姓、士人和统治阶层所信受奉行。
然而，时代毕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再好的制度，也会在历史的变迁中生发出种种流弊。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再也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终于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十年后，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通过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套“先进”的西方制度居然是渊源于中国。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20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屣“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学习和引进”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叶。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极力称颂，后者则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竞争性”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据统计，1570—1870年之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就多达70余种。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各国，其文职官员的选用办法，要么是君主赐官制，要么是贵族世袭制，要么是政党分肥制。而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人唯亲“，进而引发吏治腐败，同时极大地压抑人才的发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显然要远远落后于“公开取士、择优录用”的中国科举制。
所以，欧洲人一旦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后，无不交口称赞、欣羡不已。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声称：“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唯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在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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