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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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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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