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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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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衔铮档降戮陆囊辉偈Ю负醪豢赡馨阉Ｍ哪侵侄哉鞣叩木次分樽⑷肼と说男耐贰�1943年7月，德国人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担任公职或半公职的人，如犯贪污或破坏安全条例的罪行，均应从严处罚，这进一步表明，德国人所依靠的那许多替他们效劳的人，在德国人看来都并不是可靠的了。
而且，尽管德国人一再向工农业工人发出呼吁，要求增加产量，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这些呼吁十分见效，事实却证明还必须日益加紧控制。因此，1943年9月21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在大多数工业部门中，即使双方同意，未经劳工介绍所批准，劳动合同也不得取消。次年2月，另一项法令加强了人事管理人员的惩戒权力。农民则于1943年10月被并入了德国农业协会，这使他们必须把一定数量的产品交给占领国。有大量农民因黑市罪行被罚款或逮捕，还有一个农民被处决，这就证明对这种控制的反抗还是相当强烈的。
1943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发现人口自1938年以后减少了大约一万四千。被征入德国军队的卢森堡人阵亡人数相当惨重，这可以算是人口减少的许多不同的原因中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而被征召服兵役和被押送出去作劳工的人中也有许多人逃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征兵和招工仍在继续实行，并遭到人们的痛恨，逃亡事件屡见不鲜，尽管不仅对逃亡者本人（如果被抓到的话）和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而且对逃亡者的亲属也进行严厉的惩罚，这些亲属大概也可能会被押送出境。西蒙在他后来发表的大多数讲话中经常罗罗唆唆地提到这个问题，这就可以说明逃亡已到了怎样的程度。的确，这些讲话在各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暴露出德国化政策的彻底失败——例如，在盟军登陆开始以后，他扬言要对亲盟军的活动分子和从德国武装部队中开小差的人立即处死，哀叹亲英情绪的流行，以及大家都听伦敦流亡政府的广播，同时他又表示对卢森堡人最终的忠诚怀有信心。
解放时据估计，大约有五千名卢森堡青年被德国人征去后开小差，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个家庭——或者说大约有五千人——被押送到波兰的边界地区，因为他们的儿子不在德军中服役而“投奔了马基”。的确，在这最后几个月中，德国人对阿登山区和森林中有巨大的游击队理所当然地感到日益惊恐。这些游击队是由逃脱征召的人、“开小差的士兵”和敌人悬赏要加以逮捕的爱国志士组成的，他们有效地袭击了德国人的交通线，加速了德国人在1944年9月从大公国的全面撤退。但是，甚至在这最后一刻，德国人仍然表现出一种心理上惊人的无能，他们无法理解在他们如此卑劣地压制下的人民的心情，竟然还向马基发出呼吁，要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加入真正爱国者的队伍，为新秩序而战”。他们还宽宏大量地补充说：“我们会了解你们，不责备你们。你们将获得赦免，虽然我们不赞成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会盘问你们。”
第四章 丹麦
1940年4月9日凌晨，当德国人事先毫无警告便侵犯丹麦时，他们只遇到零星的抵抗，因为没有时间把抵抗有效地组织起来。于是，国王根据大臣们的意见命令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停止抵抗。同一天，德国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给丹麦政府，宣称：“……德国现在和将来都无意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接着散发的传单和对居民的广播，仍然是那套司空见惯的故事，说什么德国人占领这个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它不受别国的侵略。丹麦国主和首相鉴于德国人保证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抗议之下承认占领这一事实，命令人民不要进行任何反抗，并呼吁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后来有人说，这个承认德国人占领的措施，由于德国人随后的行动而变得无效，但是，可以设想，德国人也会争辩说，如果丹麦人想否认对他们的任何责任，那就同后来丹麦人所作出的许多让步不一致了。
开始时，德国人和丹麦人在理论上都享有平等的主权。这使国王的态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他不仅深得人心，而且作为丹麦国家的首脑行使职务时，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采取暗中抵抗和拖延战术等机警的政策，使自己成为全国各地较为明显的抵抗的象征和中心。国王在推行这种政策时，总的说来，在被占领初期要比后来在中期——那就是说，在德国人采取完全不顾当地人民并接过了全面控制的行动，从而使形势简化以前——表现出较大的决心，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在这方面必须了解的是：在法国沦陷以后，德国的力量上升到顶点时，国王要抵抗德国人此后所能加在他身上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变得日益困难了。国王对德国人的某些要求让步了，这即使是错误的，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希望避免德国人打出一张王牌来——直接的军事统治，或者更糟的是，让丹麦的纳粹分子掌权。就这样，1940年7月，在改组联合政府使其更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幌子下，那个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斯卡韦尼乌斯接替蒙克成了外交大臣。斯卡韦尼乌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刻（1940年7月8日）发表了一项“宣言”，赞成丹麦和德国合作，这显然是得到首相和其他同僚的同意的。这一姿态使以后想否认德国人要求的合法性的多次尝试更为困难了。
这件事竟成为后来一连串让步的前奏曲，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让步不管大小，同样损害了丹麦人的自尊心。让步的内容是：交出十艘鱼雷艇给德国（1941年1月），采取反犹太措施（1942年3月），从日德兰半岛撤退丹麦驻军（1942年11月），直到签订无耻的“票据交换协定”（1940年12月）。根据这项协定，德国人抢去了丹麦亿万克朗。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件遭到拒绝：即发行一种德国…丹麦货币和成立一个海关联盟。然而，引起最多抗议的让步却是斯卡韦尼乌斯接受德国的邀请，参加反共公约一事（1941年11月25日）。虽然内阁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这一步骤，它却得到斯陶宁首相（斯陶宁在晚年越来越屈从于他的外交大臣的意愿了）、斯卡韦尼乌斯本人和他的同伙贡纳尔·拉森以及司法大臣约科布森的支持。此外，巨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上文提到的这些大臣扬言要辞职，从而推翻了政府，而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却公然宣称，如果不服从的话，德国就要废除1940年4月9日的诺言，这样，屈服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它在丹麦人民心中引起了一种耻辱的感觉，并使哥本哈根发生了好几天的示威。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驻伦敦的丹麦公使勒文特罗伯爵宣称（1941年12月2日），他无法再认为自己是哥本哈根政府的代表，他仅仅是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了。同时，他私人打了一份电报给国王，表示他相信丹麦参加这个公约“极易损害丹麦在英国的好名声，并且危及丹麦和英帝国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
勒文特罗的话指的是这一事实，即早在1940年9月，英国的丹麦侨民组成了一个抗战的“丹麦委员会”代表丹麦的利益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哥本哈根政府以前任命的驻伦敦公使参加这一团体，这自然给这一团体的威信增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在勒文特罗作出这一姿态以前，他的同僚丹麦驻美公使亨里克·考夫曼已经作了一个甚至更为出色和重要的姿态。考夫曼在1941年4月不仅脱离了哥本哈根政府，并声明自己是自由丹麦驻美国的代表，而且甚至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但是，美国政府继续把他看作丹麦的合法代表。不久，大多数驻自由国家的其他丹麦代表，包括勒文特罗在内，都仿效他的榜样。丹麦和自由世界的另一种联系就是逃出侵略者魔爪的五六千名丹麦商船的船员，这时为盟国的事业驾驶着大约八十万吨丹麦船舶。
但是，自由丹麦运动的最大收获在于有克里斯马斯·默勒这个人。他是保守党领袖，于1942年5月从丹麦逃到了伦敦。德军入侵后不久，丹麦的社会党政府便扩大为联合政府，这时默勒在内阁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但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占领当局，而且公开鼓动别人仿效他的榜样，所以不久便表明他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根源。于是不到六个月，他就不得不离开议会和政府，并被排斥于一切政治活动以外。因此，默勒一旦到了英国，丹麦委员会自然应由他来领导。他当了丹麦委员会的主席，并且立刻通过无线电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宣传运动，劝告国内的同胞进行抵抗并破坏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尽管有如此坚强的领导，丹麦在国外的抵抗运动要发挥影响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合法的政府留在国内——不是象挪威和荷兰那样流亡国外——因此，他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性的领导，都容易受到以国王的名义的正式斥责。在进行破坏活动这个问题上，这种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占领的头两年中，破坏事件零零星星小规模地发生，主要是割断电话线和偷窃轻武器等，但是，到了1942年夏，随着德国军事胜利处于低潮和默勒从伦敦进行有力的指挥，破坏工作显得较为严重了。这时，主要的目标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工厂，德国武装部队的财产，德国人所依靠的铁路和发电站。再者，这些破坏活动这时显然是为了这项目的而空投到丹麦来的专门人员和领袖们作的，虽然产业工人自己也欣然给予帮助和支持。直到这时，德国人的政策一直是封锁新闻，不让破坏事故公开。但是1942年9月布尔首相正式呼吁停止破坏活动，几天以后，工会领袖劳里茨·汉森也作了一次呼吁。后来又有过好几次呼吁，最后在1943年5月15日当国王重新执掌王权以后，他立刻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的抵抗力量由于前一年冬天他身患重病而有所衰退的迹象，但是，不管正确与否，说他依然认为不使他的人民触怒占领当局，免得占领国对他的人民强加上更厉害的束缚，是他的义务，这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判断。不过，这时候，这些姑息的尝试已经是无益而错误的了，因为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决心要把处理丹麦事务和镇压抵抗运动的工作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委派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保卫他们的利益，镇压反对者，同时又迫使国王任命他们可靠的工具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以代替布尔（1942年11月）。
到这时为止，丹麦宪法并没有由于德国的占领而被正式废除，但是，对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施加逐步的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限制，其结果是日积月累地损害了宪法。为了限制公众集会和批评占领当局，为了防止丹麦人帮助占领国的敌人，甚至为了防止他们对盟国表示同情，对刑法条文作了种种增加和修改。丹麦人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德国人想获得并行使对丹麦人的审判权的企图。关于这一问题的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丹麦历史学家维赫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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