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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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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登记应是自愿的，可是希姆莱不久便坚决主张，凡是没有参加民族登记的人都将被送进集中营。在决定日耳曼人应列入哪一类时，“当地的和本人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种的决定性证据（据指出，“在罗兹和拉维奇地区有些新教教区内，全体居民”都讲波兰语，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德意志人的）。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波兰人在他们“民族的天主教教士”的影响下，几世纪来一直坚决认为：德国人就代表新教，波兰人就代表天主教。因此，在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因为“人数相当有限的德国天主教教士”在德国利益与波兰利益发生冲突时，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一般说来，网应尽可能撒得大些，因为总的原则是：决不丧失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也就是说，决不让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为外国所利用。
为了协助地方当局（主要是州长和市长）对参加民族登记的日耳曼人进行分类，党卫队设立了一些分支办事处（Zweigstellen），其职务是讯问申请登记的人和调查他们的历史。对这些分支办事处的决定不满时，可以向设立在每一区内的地区办事处（Bezirksstellen）提出申诉，必要时，还可以向柏林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总会内设立的“最高调查法庭”（ObersterPrufungshof）上诉。这样，党卫队便能够监督这个计划的全面执行，尽管有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当地应用德意志化的原则时，似乎拥有不少自由处理的权力。不同的行政区应用了不同的政策，所以取得的结果也就各各不同。在上西里西亚，行政长官布拉赫特迫使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一起作为日耳曼人登记，结果列入第一和第二类的有十三万五千至十四万五千人，列入第三类的有九十万至一百万人。但泽…西普鲁士是希特勒决定要在十年内使它变为“完全是德国居民的”地区，行政长官福斯特尔因此不得不采取一种强有力的德意志化政策，结果到1942年8月，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有二十万日耳曼人，而后来经过选择列入第三类的则大约有十万名卡舒勃人和七十万名“不同民族的”波兰人。另一方面。在瓦尔塔兰，行政长官格兰泽尔处理民族登记工作则要慎重得多，结果到1943年2月，只有大约七万人被列入第三类和第四类，大概只有二十五万人（即所有公认的日耳曼人）被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
然而，这些数字中没有一项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化计划成功或失败的可靠指标。现有的其他证据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更为确凿。由于德国人的工作遭到行政方面的混乱所带来的阻碍，事实似乎是，他们在这项工作上象在同新秩序有关的那么许多其他工作上一样，始终无法真正确定他们正在取得多大的进展，如果有所进展的话。党卫队当局自身承认，到1942年6月，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三的波兰居民”“可以德意志化”。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其次，他们当时还不得不向纳粹党员发出警告，告诫他们在家里不要讲波兰语。这种警告表明：即使在民族登记时列入第一类的人，也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德意志人。因此，结论似乎是：在这方面，象在党卫队与之有关的新秩序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组织对于实现德国的目的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资产，不如说是一种债务，而它的成绩，既同希特勒对于它的活动所给予的特殊信任不相称，又同这些活动所消耗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相称。
第四章 行政管理
尽管纳粹国际法专家强调希特勒的欧洲需要有所规划，德国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却不是有系统地逐步形成的，而是主要通过不断摸索、反复试验才决定下来的（就1941年后所占领的苏联领土而言，可能不在此例）。结果，各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形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概括地说，到1943年底，德国占领区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它们是：
1。 合并区 2。 民政长官管辖区 3。 附属区 4。 占领区 5。 所谓“作战区” 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德国关系最密切的是所谓合并区（EingegliederteGebiete），它或是以德国新行政区的形式，或是以原来存在的州、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由德国直接统治。在东方，这类合并区有：（1）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包括但泽、马林韦德尔和布罗姆堡专区）和瓦尔培兰行政区（包括霍亨扎尔察＇伊诺弗罗茨瓦夫＇、波森和卡利什）专区；（2）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卡托维兹专区；（3）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泽希脑专区；（4）并入东普鲁士贡宾南专区的苏道恩专区；（5）并入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专区的佐尔道地区。在西方，这类合并区有1939年以前比利时的圣维特市、欧本市和马尔梅迪市（在德国的那道合并法令中，称该地区为“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为了便于管理，它们被并入了莱因省（亚琛专区），但是政治上却隶属于科隆…亚琛行政区。
在东南方，这类地区有过去属于南斯拉夫的下斯蒂里亚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米埃斯塔尔和西兰乡地区。根据希特勒1941年4月12日颁发的“分裂南斯拉夫的紧急指示”，他决定将这些地区分别划归施蒂里亚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行政区。在西方，这类地区有：（1）法国的摩泽尔省（洛林）和上莱因与下莱因省（阿尔萨斯），摩泽尔省并入萨尔…法耳茨行政区，成为新的威斯特马克行政区，上莱因和下莱因并入巴登行政区，成为新的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2）卢森堡，它于1941年2月划归科布伦茨…特里尔行政区，成为新的摩泽尔行政区。
虽然德国人始终没有通过法律宣布并吞这些地区，但是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有意把这些地区最终并入德国。例如，在阿尔萨斯，身为民政长官的瓦格纳行政长官就说，他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是一项将阿尔萨斯收回大德国的任务”。据说，希特勒本人曾经限地方民政长官在十年内使阿尔萨斯和洛林完全德意志化。为了使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的那套行政管理形式同德国的那套完全一致，这三个地区的立法由各地的民政长官和柏林的政府部门共同提出。义务兵役制于1942年8月开始实行，接着德国内政部长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德国公民的身分授与参加德国武装部队或武装党卫队的人，或是在其他方面表明自己不愧为德国人的人。在所有三处地方，他们还采取了各种步骤使地名甚至姓氏德意志化，同时还强迫居民讲德语以代替当地的语言或法语。就海关、邮电的管理以及铁道而言，这三个地区全被当作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8月，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六星期，比亚威斯托克省，大约只有比利时那么大的前波兰“公国”，也归入了民政长官管辖区这一类。东普鲁士行政长官科赫奉派出任民政长官，该地区则改隶于东普鲁士行政区。虽然比亚威斯托克丝毫不受各项管辖东方合并区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德国人象对待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那样，坚持该地区最后注定应并入德国。由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民政长官，不仅是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而且是驻乌克兰的德国专员，因此，在东方新秩序的结构中，比亚威斯托克地区有时被说成是起着东普鲁士与乌克兰之间的桥梁作用。
下一类地区的行政机构也几乎完全是德国式的。这类地区包括波兰“残余地区”内的总督辖区、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和德国专员管辖下的奥斯兰的白俄罗斯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虽然在法律上有着本国的“自治”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德国监护机构，却可以被认为也属于这一类，特别因为它们已经被官方看作是“大德国”的组成部分了。这一类地区与德国的关系始终没有很明确地规定过。至于总督辖区，官方曾经声明：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
使之无法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一般概念来予以分类。它自身就代表一个独特的法律概念。它既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大德国的一部分，在关税和货币方面同德国和大德国全分隔开……。但是它是大德国的一个势力范围，也是大德国权力范围的组成部分。
据总督弗朗克说，总督辖区“不再是占领区，因此与德国无关，它是大德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也“不单纯是一个殖民地”或是“一个自治领或保护国”，而是大德国的一个“附属地区”（Nebenland）。
弗朗克和德国报刊都费尽心机想把总督辖区的地位和保护国的地位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指出，虽然这两类地区同样有可能成为大德国的一部分，它们的地位却不必相仿。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因为就组成方式来说，保护国不仅同总督辖区有某些相同的特点，而且同所有占领区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象总督辖区乌克兰和奥斯兰那样，它被剥夺了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实体”的全部地位，并被指定为一片专供掠夺的、可能加以德意志化的地区。象合并区那样，它成了“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到德国许多法律的管辖。另一方面，它象丹麦那样，保有在柏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自身有着一个名义上“自治的”行政机构，其首脑享有“主权政府的首脑所享有的全部荣誉”。
奥斯兰和乌克兰的地位也一直不很明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德国人象对待总督辖区和保护国的问题那样，不愿把它们的地位固定下来，以免不利于将来把这些地区并入德国。罗森贝格（象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原来曾经设想使奥斯兰成为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的移民移居到那里，并使其德意志化，不过他曾主张，乌克兰应成为一个与德国紧密地结盟的自治国。然而结果，情况恰巧相反，当奥斯兰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时，乌克兰却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到掠夺的殖民地区，由一个几乎完全是德国人的行政机构加以统治。
这一类是指德国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很感兴趣、但大抵又认为不适宜于立即并入德国的地区（可是，就连对丹麦，也没有排除掉最后加以并吞的可能性）。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就对德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它们的行政机构的性质往往也就视其重要性而决定。例如，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法国被占领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残余”地区等，由于在战略方面极其重要，都被置于军管之下，由德国武装部队通过军事司令官直接控制，可是，由于政策上的一大改变，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于1944年7月突然改由一个文职的德国专员前去主管，军事司令官的职位最后同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头子的职位合而为一。另一方面，由于挪威和荷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同等重要，因此这两个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置于德国专员主持的民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在一个突出的实例中——即所谓丹麦“模范保护国”这一实例——德国人起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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