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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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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 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本书的几名作者前去访问，他述及往事，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 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决定重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等任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候补书记杨尚昆均以“反党”的罪名被撤销职务。
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 ，“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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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道理！”“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新帐没有，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毫不怀疑。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住的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朝着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 “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 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景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己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一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联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提问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车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红卫兵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叉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为此，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和北航 “红旗”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最后还一路跟随着彭德怀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被留在车上。车轮转动，他们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两个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禁不住痛哭起来。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的红卫兵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 “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帐？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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