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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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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不过，他希望说明，科学上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已经将这个世界完全置于空前的危险中。他接下去就要进入中心的议题，论述1945年的原子弹和1954年的铀弹“这两次重大的突变”使战争成了人们不敢想象的事。他还打算向听众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说明放射性尘埃和全面核战争灾难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然后再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激起听众的愤怒，让他们了解美国正在花费多少金钱来毁灭这个世界。同时，他还要告诉听众关于核武器研制和扩散的最新消息。“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毁灭性武器呢？”他会这样问。“这些武器非用不可吗？这个世界上各个大国的领导人是否想要牺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愿合情合理地进行彼此之间的谈判，运用人类的理性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强权政治的旧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上。”
他坚持认为，新的科学进步要求在政治上采用新的做法。“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具有科学的精神，”他会这样说，“处理国际事务，就是努力寻求正确、公正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决不是让一个国家压倒另一个国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损害他国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义，相信人道主义……是让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候了，是让世界各国用国际法来规范自己行为的时候了。”最后，如果听众是美国人的话，他还会挥舞这样的旗帜：“我是美国人，”他将这样来结束自己的演说，“出生在俄勒冈，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多年了。我为自己伟大的祖国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带一个头，在处理世界事务的进程中，让道德占有优先的地位。”
这篇基调性政治演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每到一处，无论是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还是法国，他都受到了许多反对核武器的团体和群众热烈的欢迎。他的形象与美国伦那副典型的漫画式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佬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华盛顿那样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里粗气、丑陋无比的美国游客；鲍林则是身材魁梧、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谁也不能使他闭上嘴，无论美国政府怎样对待他，他决不害怕把真理讲出来。
与英国移民局发生的纠葛，标志着鲍林一生在公共场合最后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随着美国官方政策向禁试方向倾斜，只有极右派的新闻媒体仍要攻击积极反对核武器的人士了。鲍林仍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跟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仍在搜集和整理有关他活动的档案。但是，联邦调查局经过12年调查，能够说出对鲍林最不利的结论是：“多年来，鲍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唯我独尊构不成叛国罪，因此，鲍林的名字也就从这个机构的安全薄上删去了。
日内瓦禁试谈判原定于195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举行——这个日子也是希望各国暂停核试验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准备期内，有关各方都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些也许是在一段时间里最后的试验了。美国将自己进行的这一系列试验称之为“截止式行动”。单单在10月份的前三个星期里，苏联人就爆炸了14颗核装置，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由此导致洛杉矶的放射性含量的读数比正常数字升了120倍，这是在核试验地区以外记录到的最高值。在万圣节来到之前，三个核大国在1958年一共进行了63次核试验——这个数字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试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个月时间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核对了所有的证据，得到的结论证实了鲍林发现的结果：核试验每年大概会造成42万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数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遗传性恶化的……效果”
日内瓦谈判开始时，媒体报道称，1958年进行的各种核试验生成的放射性烟云正在向各方飘散。这使公众感到焦急和不安，鲍林也乘机在火上浇油。他知道，谈判在以前曾经破裂过，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科恩仍在拼命鼓动有关方面恢复核试验。鲍林还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公众不断向有关方面施压，才能保证谈判不出轨。他发表演说的时间表仍然是排得满满的，他照样经常地与接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小范围内的争论，这些研究人员对他提供的核试验影响健康的数据表示有怀疑。那一年秋天，鲍林与那些认为他的估计数据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动机的人经常有书面的交锋；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每一次都会引用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发表出来的资料，例如，联合国公布的报告，还有原子能委员会自身发表的数字。这类争论的最终结果总相同：在缺乏更精确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数字和别人的数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战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和事实是正确的。“我可以高兴地说，自从我这本书面世以来，发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没有推翻我在书中得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他在1959年1月这样写道。
日内瓦谈判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间，鲍林在全世界各地游说，向和平团体、教会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讲话。前一年秋天疯狂地进行的核试验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尘埃，此时，这些尘埃仍然飘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鲍林的讲话就更有份量了。报刊几乎每天都要用这样一些标题把这个问题带进千家万户：“喷气客机飞越美国上空，机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镀层”：“明尼苏达州小麦锶90含量超标”：“牛奶和儿童骨骼中锶90含量急剧上升”：“纽约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时，原子能委员会正在采取新的行动，鼓励人们构筑防弹设施，只因未及时发表新闻公告，就被人指摘为自相矛盾。评论界质问：同一个机构，一方面在加紧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监测核武器对健康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治上的压力也不断加大，有人要求撤销原子能委员会有关公众健康方面的职责，鲍林则提议将这种职责转交给美国公共卫生署。
反对核武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集会，有二千四百多人闻讯前往当地的一个礼堂，在那里，他们屏息静听鲍林传达一条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国积聚了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足以杀死世界上每一个人二十多次；构筑防弹的设施，建立全民防御的体制，这类高谈阔论“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话”；原子能委员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机构：“我们孩子骨骼中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鲍林心里想，辞去系主任之职也许并不是坏事。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了。为了反对核试验，为了和平的事业，他想要怎样干就怎样干。事情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在4月份写道：“我对发生变化后自己所处的境况感到很高兴。”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乐观了。“从一年前开始，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如今，我的感觉丝毫都未变，但这些建议已经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纳
鲍林见到过不少总统和总理，也见到过许多哲人和国王，但他还需要见见在他看来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为有力的捍卫者：施韦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实现自己这一个愿望。
施韦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责任心极强。他出生在法国，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过巴赫，考证过耶稣的历史，撰写了关于康德和基督门徒保罗的几部专着，取得过神学、音乐、哲学和医学一共是四门课程的博士学位——他离开了欧洲，放弃了一切荣誉，只身去法属赤道几内亚丛林中一所原始医院，为救治当地百姓而默默无闻地工作。整整35年里，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那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传奇经历才受到新闻媒体的注意，一夜之间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韦策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帮助苦难大众的“白人奇才”，自愿放弃学术功名而投身于基督教服务的圣贤。施韦策在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被人们普遍称颂为在世最伟大的欧洲人。他赞同的思想必定有无与伦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说，他在鲍林要求结束核试验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其价值抵得上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签名。
自从鲍林在1957年征求施韦策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以来，两人就核试验和呼吁禁试等问题一直保持著书信的往来。施韦策曾邀请鲍林去非洲访问。爱因斯坦的逝世使鲍林失去了一位能够在道德问题上提供建议和指导的长者；还有谁比圣贤更适合充当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鲍林夫妇从德国乘飞机抵达朗巴瑞纳，这是位于非洲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他俩转乘一辆吉普车到达附近一条河流的岸边，在那里登上一条独木舟。两名船工一面划桨，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飘流了最后几英里，最终来到了施韦策的医院。
鲍林夫妇一下子为医院的原始景象惊呆了：沿着泥泞不堪的小道，零乱地排列着一间间茅舍。煮饭的油烟，猪秽的哄闹，鹦鹉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异国他乡的情调。他们看到了经过驯养的巨嘴鸟和猿猴，一个很大的菜园，不远处，四周全是郁郁葱葱的丛林，从那里不断传来呱呱的鸟鸣，给人以沉闷的感觉。“这里的风景非常美，但实在太乱了，”爱娃在日记中写道。
他俩与施韦策及其下属人员寒暄了几句以后，就去其中的一间茅舍招待所里安顿下来了。看来，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这种招待所住宿。鲍林夫妇停留的时间比大多数客人都要长。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中，他们由施韦策手下英俊年轻的医务主任弗朗克·卡奇普尔作向导。在医院四周兜了一圈，并且参观了当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们与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并与新闻记者、作家、摄影师、国家元首、电影明星以及乘舟前来探幽猎奇的富豪大款们聊天。施韦策把大多数来访者看作为占用他时间的累赘；他往往装着不懂英语以避免无谓的闲谈。
但是，鲍林夫妇可不一样。“在来到朗巴瑞纳的所有客人中，鲍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尔说。“对于我们这家非洲丛林医院的嘈杂、肮脏和混乱，他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韦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们开始与他和其他员工一起进餐了——爱娃注意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黑人和白人是分开用餐的——吃过饭以后，他们又待在～起听施韦策用法语讲解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一个星期后，鲍林应邀作一次饭后的演讲，题目是镰状细胞贫血症。这种病在当地很流行，但医院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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