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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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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O”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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