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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第4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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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劻,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达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玑,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劻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

  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省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税契,报解者什不及一。各州县身拥厚资,坐视国家独受其难,稍具天良,当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不肯实力清厘,而不知国势阽危,大小臣工,岂能常享安乐?该督抚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见好属吏,至负朝廷?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派三十万两;山东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两项共九百六十万两银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万,以初步练兵的额数,及修理西苑的公费来说,勉可够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粮,袁世凯放心了。

  于是奕劻以练兵处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请简派该处的差使。会办大臣袁世凯、帮办大臣铁良——满洲镶白旗籍,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应由奕劻请简的差使,一共四个:提调、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

  提调尤之乎坐办,是常川驻在,综括庶务的一个紧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与陈夔龙会试同年,点了翰林,从未放过考官,是个极黑的黑翰林,因而才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徐世昌打算加捐一个道员,指省分发山东,一到自然就能补实缺。但袁世凯的想法却又不同。

  “以我们的交情,山东的道缺,让你挑。不过,这一来你想爬到监司,还得有几年工夫,爬到监司,再想内转侍郎,外升巡抚,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刚四十,来日方长,何不在翰林院养资格,一朝脱颖而出,必可大用。这是我的忠告,请你三思。”

  原来袁世凯自从放了巡抚,担当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脚步已经站稳,可望继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诸人之后,而成为举足重轻,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抚。

  但论出身,袁世凯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来幕府中必得多找些进士、翰林,一则装点门面;再则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所以为了自己,不愿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错,徐世昌仍旧回京去当翰林。袁世凯又多方设法为他揄扬,甚至说动了张之洞,上奏保荐。他自己亦曾密保过,说徐世昌“识力清锐,志节清岩”,奉旨交军机处存记。辛丑回銮那年,袁世凯迎驾之时,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见,问起直隶山东防军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对,条理分明,大得赏识,调补为国子监司业,另外由袁世凯奏请特许,派任到新建陆军的京畿营务处。

  商部成立,尚书载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设左右丞。右丞是庆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凯推荐徐世昌充任。这是个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调补,算是异乎寻常的超擢。

  其实这也是个过渡,袁世凯早就打算好了。练兵处成立,奕劻挂名,徐世昌“管家”,以便从中操纵一切。而在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阁学二品,虽为候补,一样可以戴红顶子了。

  三司的长官,都称为“正使”。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世凯项城的小同乡,相从入韩,渊源甚深,所以被派为相当于营务处的这个差使。

  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李鸿章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出身。段祺瑞学的是炮科,曾往德国,在有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过,与王士珍皆颇得留德习军事多年的荫昌所赏识。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段、王以荫昌的推荐,分任炮兵、工兵的统带。“新建陆军”之能令荣禄刮目相看,段祺瑞、王士珍是很灌注了一番心血在上头的,因而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积功升至道员。如今派任练兵处的差使,赏加正二品的“副都统”衔,顶子亦都红了。

  新命一下,弹官相庆,徐世昌更觉得意。同乡、同年纷纷设宴相贺,戴了簇新的红顶子与补褂赴宴,只是补子不是文二品的锦鸡,而是武二品的狮子。同座皆是文官,锦鸡、孔雀、雁、白鹇之类的文禽补子之中,夹一头张牙舞爪的狮子,真是既不类、又不伦,显得格外刺目,因而引起讪笑,搞得几乎不欢而散。

  ※    ※ ※

  就在简派练兵处各项差使的上谕明发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谒见奕劻,秘密告知,日俄为了朝鲜与东三省的利害冲突,谈判已将决裂,日本已开始备战。内田表示,日本对俄国的扩张,极力阻遏,亦是为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一旦日俄开战,日本希望中国中立。

  接着,驻日公使杨枢亦有电报,说日本外相约见杨枢,所谈内容与内田所告,完全相同。奕劻大为焦急,倒不是怕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火,百姓大受池鱼之殃,而是怕他这两年积聚起来的私财不保。

  奕劻的贪名,早就传布在外,自从掌枢以后,越发无所忌惮。除了每个月由北洋公所送三万两银子供家用以外,另外还有公然需索的门包,三种名目,每个门包总计要七十二两银子。王府的下人,从“门政大爷”到灶下婢,只管膳宿,不给工钱,全由门包中提出一半来均分,另外一半“归公”。凡是外宫进京,京官外放,都要谒见,每日其门如市。加上谒见官员当面呈递的红包,一共积成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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