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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2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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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跌倒了，你就去指导他，使他能重新爬起来，鼓励他，去克服他对第二次失败的恐惧。我坚持一点，就是不采用托儿式去培养他们。让他们在大风浪里学游泳，增强他们实现不断成功的自信心。
准则九把参加管理发展为共同占有
作为一个上司，不论多么聪明和富于创造，不可能像六个、十二个或二十个助手那样面面俱到；而集体的智慧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在制定计划时，向每一个参加者灌输占有意识。而且，一个胜任的领导者必须适应一个生机勃勃集体，不是压制它，不能要求集体买你个人的帐。
准则十你所爱的人也是普通人
在工作方面，我认为我一般是宽容的、理解的。我可以谅解因不慎而出现的差错。（至少我想像如此）在家里，和妻子、孩子则不尽如此。为什么对别人可以客观些，而对深深爱着的人就不能宽容呢？
几年前，我找到了原因。我把所爱的人偶像化了。我要求他们尽善尽美，非绝对而不接受。花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我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可能做得总是完美或亚完美。我为他们定个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能事事达到的水准。
准则十一听只说不听无法学到东西
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当和别人交流时，如果我们总是说，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在创造性地倾听时才能学到。因而，让别人说，给人以表达的机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悲伤和情感。
准则十二切忌猜疑
有句俗语说“猜疑把你、我都变成了蠢驴。”然而，我们还是经常推断别人的反映和行为。我们常以为事物是不变的，人是不变的。有时，我们根本观察不到与过去情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促使人们采用与过去不同的行为方式。
为了说明这点，我用我常举的例子。菲尔的剪草机坏了，上周日他恰要用。他想找他的邻居吉米去借。路上，菲尔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春天，我向吉米借修树剪子，他说剪子要磨，不能用了。可是，第二天我看见他就用那把剪子修树。一月份，我向他借清路机时，他也是这样打发我。这种邻居，干吗要找他？”菲尔走到吉米的家，敲了敲门。吉米一开门，菲尔就嚷了起来：“吉米，留着你那破玩艺吧。你就是求我把剪草机拿走，我也不要了。”
我在家里和办公室，做过类似的蠢事。大概你们中的哪位也做过吧。
简言之，我认为与人相处有十二条准则，我并不是在应用这些准则上的楷模。但我铭记它，并不断学着应用。说来也怪，很奏效。与人相处得好，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品质，不是生来就有的；同时，从现在做起也不晚。缺少同别人的和谐关系，就算有了知识、智慧和财富也毫无意义。
Number：839
Title：爱民情深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97期
Provenance：新闻图片报
Date：1989。5。30
Nation：
Translator：
爱民情深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信发出后，这位编剧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忧：“总书记那么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
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同志们打开信件，只见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心，溢满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他对记者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达到，因为它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在胡耀邦的关心下，营业员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电台刊登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200多个地方寻找，费时近2年，行程达3万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金家人到了绝望的边缘。
1984年1月，耀邦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仅5天之后金佑生就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像这样的信件，胡耀邦处理过多少？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说，太多了，无法统计……
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
由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在信中反映的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接连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胡耀邦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
1984年，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中共中央，反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3星期，走了8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阅读了他们的来信，写了这样一段批评：“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是吴金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胡耀邦诉说苦衷。胡耀邦在这封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只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人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
绝处逢耀邦
下面是一位教师的自述：
“1979年冬，我的落实政策进程，出现了波折。我曾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连我的申诉材料都退回来了。当我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我决定到胡耀邦家中上访。但我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我想中央总书记的家门口，必然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我的书信能够投到总书记的手里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胡耀邦的家。大门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胡同里春风徐徐，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上有个传递信息的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找胡总书记。他一转身就回去了。很快地出来一位青年学生，当他知道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他就问了我所在大学的情况。不久，出来一位工作同志，询问了我的姓名、来意，接过我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他说，今晚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通知你。我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他说，你就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5点来看处理情况。那位青年学生说，您老先回去，一定把您的信转上去。”
“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同志出来了，交给我一个带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组部去吧。和工作同志一起出来的那位青年学生，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您快去吧。我感到十分高兴！但天色已晚，我的视力又不太好，我决定明天再去中组部。”
“回到我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我开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边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抽出我写的那封申诉信，看了胡耀邦在上面做的批示，我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次日早晨8点半，我就到中央组织部，交上了胡耀邦批的那封信。过了两天，陈副部长派局级领导和我谈了话，决定对我的案件重新复查。从此我的落实政策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在上访过程中，我领会到胡耀邦处理问题有三个特点：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我下午5点送去的申诉信，胡耀邦当晚就批阅了，第二天下午5点，他的批示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的申诉信是在4月2日写的，由于我粗心大意，把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认真负责。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给我落实政策；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时如果只是泛泛一批，不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政策就往往落实不下去。”
关心失足青年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几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胡耀邦报告了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们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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