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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隋宫”，指的是杨广在江都营建的行宫江都宫、显福宫和临江宫等。　
　　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点题。诗人把长安的宫殿和“烟霞”联系起来，形容它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用“紫泉”（长安的一条水）代替长安，也是为了选取有色彩的字面与“烟霞”相映衬，从而烘托长安宫殿的雄伟壮丽。可是，如此巍峨的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贪图享乐、为所欲为的皇帝。　
　　三、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更愿意住在芜城，即江都。诗人以虚拟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据史书记载：杨广不仅开凿了二千余里的通济渠，多次到江都去玩；还开凿了八百余里的江南河，“又拟通龙舟，置驿宫”，准备到杭州去玩，只是未成行罢了。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涉及有关杨广逸游的两个故实。一个是放萤：杨广曾在洛阳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　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在江都也放萤取乐，还修了个“放萤院”。另一个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树映龙舟。”把“萤火”和“腐草”、“垂杨”和“暮鸦”联系起来，于一“有”一“无”的鲜明对比中感慨今昔，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于今腐草无萤火”，这不仅是说当年放萤的地方如今已成废墟，只有“腐草”而已；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杨广为了放萤夜游，穷搜极捕，弄得萤火虫绝种。“终古垂杨有暮鸦”，渲染了亡国后的凄凉景象。　
　　上句说于今“无”，自然暗示昔日“有”；下句说终古“有”，自然暗示当日“无”。从前杨广“乘兴南游，千帆万马，水陆并进，鼓乐喧天，旌旗蔽空；隋堤垂杨，暮鸦哪敢栖息！只有在杨广被杀，南游已成陈迹之后，日暮归鸦才敢飞到隋堤垂杨上过夜。这两句今昔对比，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只表现对比的一个方面，让读者从这一方面去想象另一方面，既感慨淋漓，又含蓄蕴藉。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这两句诗“兴在象外，活极妙极，可谓绝作”，乃当之无愧。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以假设、反诘的语气，把批判荒淫亡国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来，陈叔宝因荒淫亡国，投降隋朝，和当时隋朝的太子杨广很相熟。杨广当了天子，乘龙舟游江都的时候，梦中与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这首舞曲是陈叔宝所作。被后人斥为“亡国之音”。诗人在这里特意提到它，意为杨广目睹了陈叔宝荒淫亡国之事，却不吸取教训，既纵情龙舟之游，又迷恋亡国之音，终于重蹈陈叔宝的覆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他如果在地下遇见陈叔宝的话，难道还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吗？　
　　问而不答，余味无穷。　　　　
　　二月二日　
　　李商隐　
　　二月二日江上行，　
　　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　
　　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　
　　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　
　　更作风檐夜雨声。　
　　李商隐诗鉴赏　
　　大中五年（　851）秋，李商隐的妻子王氏亡故。　
　　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辟，入幕任节度书记，于同年十月撇下幼女稚子，只身远赴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幕府生涯。此诗应作于854年，即诗人在抑幕的第三年。　
　　蜀中风俗，二月二日为踏青节。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　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秾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微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　
　　“无赖”即“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蜂、蝶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蝶，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无赖者自无赖，有情者自有情，于我总无与也”（　姚培谦《李义山诗笺注》），其实还不止是“无与”，而且是一种刺激。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　
　　“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潜（字元亮）《归园田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象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羁愁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听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冯浩说：“悟字入微。我方借此遣恨，乃新滩莫悟，而更作风雨凄其之态，以动我愁，真令人驱愁无地矣。”可谓深得其旨。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筹笔驿　
　　李商隐　
　　猿鸟犹疑畏简书，　
　　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　
　　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　
　　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　
　　梁父吟成恨有馀。　
　　李商隐诗鉴赏　
　　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大中九年（　855）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　
　　不过本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　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　
　　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　
　　“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本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