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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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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进了机场大厅，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更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我手里掐着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已不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人家“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所有的老外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跑到签证处了，却见排着一行中国人。我急忙气喘吁吁地恳求中国同胞：“对不起，飞机晚点了！我换乘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各位让我先办签证好吗？”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膀，斜着眼睛瞟我一眼：“你晚点？我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冲谁说去？这年头谁照顾谁呀！”她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又不敢上前加塞儿，怕她把我拽出来。这时，一个中国男人奔过来，拿过我的护照急忙跑到前面，对签证官说了几句英语，签证官立刻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我接过护照边跑边回头向那位男同胞招手致谢，急忙去寻找登机口……
一名黑人警察在我行李牌上写下“B10”的字样。我终于跑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机票，立刻操起电话，好像在跟飞机上联系什么。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急忙把我送上只有我一个人乘坐的大巴，大巴载着我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分钟就起飞了。我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布鲁塞尔，而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后来，朋友们常常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练过速滑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十几分钟，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太，_就是年轻小伙子“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健康的心脏却变成了一颗“破碎”的心……
到达布鲁塞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并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风雨声，敲打着我孤独的心
到比利时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张绍唐夫妇很热情，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去住。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一天也要1600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400比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没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被褥、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丝网床，一扇窗子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纸壳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情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去采访，到了欧洲才发现，你在国内的那点自
尊及成就感，很快就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你就像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你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的正餐都不够！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他感慨地说：“雅文，你当时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太难了。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情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纸条，无论去哪里，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给人家看……不过，有过独闯俄罗斯的经历，这点困难也就无所谓了。这里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跟老人联系上，陆惟华先生认识钱秀玲的外甥陆嘉兴先生，但他外出一直没回来。有人传说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还说她儿子怕打扰老人家休息，拒绝任何人采访……
听到这些，我越发心急如焚。我万里迢迢跑来采访，与老人近在咫尺，却迟迟见不到她。不过我坚信，只要老人神志清醒，我就一定能采访她。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阴雨连绵、凄风苦雨的，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我这颗彻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带去的《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亲切感，仿佛在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于是，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文化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于廉……
我还去了卢森堡和荷兰。在卢森堡，我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创作《安妮日记》的安妮的故居，去海牙观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本来我还想去巴黎，但时间不允许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99年11月8日下午3点。
在陆惟华先生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我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30号公寓的门铃。
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激动、兴奋、紧张、忧虑，我不知老人会是什么样子：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上帝！”我心里顿时惊呼起来。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可爱、这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身上透出一种颇具教养的学者风度……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日夜思念的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就这样，我终于走近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老人。
老人的住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的条幅是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桌子上摆着一尊铜质塔形香炉，那是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得知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老人像孩子似的笑起来，连连摇头：“N0！N0！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的人大为震惊。老人的监护人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口逼过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先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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